西行漫记 | 这是一群“不可征服的人们”

“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，在绿色的长江流域，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。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，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。”

——詹姆斯·贝特兰

战争的特殊环境，往往能催生出深厚的情谊。詹姆斯·贝特兰，一位曾采访过多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外国记者，在追踪中国时事、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岁月里，结下了浓浓的“中国情”。他曾非常自豪地说：“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人。”

全程跟踪报道西安事变

詹姆斯·贝特兰，1910年出生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一个牧师家庭，受父亲的影响，他对遥远的中国充满向往。1935年，在英国牛津大学就读的贝特兰荣获罗德斯奖学金，得到赴中国学习中文的机会。1936年1月，他来到北平燕京大学，成为一名访问学者。在这里，他曾和黄华等爱国学生领袖同宿一舍，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斯诺夫妇关系尤为密切。

1936年12月，贝特兰从北平一份油印小报上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，但报刊充斥着对事件的各种猜测和谣言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报道良机。在斯诺夫妇的帮助下，贝特兰马上动身赶赴正处于中国风暴中心的西安。应史沫特莱的邀请，年轻的贝特兰参与了报道西安事变的广播工作，与共产党员王炳南的德国夫人安娜一起，每天用英语、法语、德语和俄语播报新闻。工作条件相当简陋，贝特兰回忆说：“做这个广播工作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。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。”通过史沫特莱，贝特兰采访到了事变主角之一、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将军。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“统一战线”口号，杨虎城回应道：“我们的看法就是，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，一切党派利益都必须退居其后，都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，结成一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目前在中国，它完全能够得到实现。”

从1936年12月27日到1937年2月8日，贝特兰报道了西安事变善后的完整过程。他是唯一一位深入事变现场、报道危机直至终场的西方记者。他的专著《中国的第一幕——西安事变秘闻》，忠实客观地还原了事变真相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共产党把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联合起来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携手共御外辱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、抗战大局为重的高度历史担当。

“不可征服的人们”

在西安期间，当贝特兰获悉西安附近的咸阳有一支红军部队时，他立刻骑着自行车出城寻访，最终在一个农民的热心帮助下找到了红军。贝特兰写道：“他这么做，并不要一分钱。我开始真正认识到了红军强大的一个秘密：似乎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有可能，中国的乡下人总会给予他们保护和帮助，而这些对其他任何军队则从不给予。”贝特兰发现，“这些年轻人一戴上红五星，个性便立刻发生了变化。……这支队伍体现着力量和自信，而这在用旧家庭传统培养出来的青年人中间，是不常见的。伴随着这种精神风貌，便是行为举止的坦率和开放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，这恰好正是西方人的特点”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贝特兰应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。他十分关切的是，在中国曾对立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，究竟能实现何种程度的团结合作？这也是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形势普遍关注的问题。毛泽东逐一回答了贝特兰的疑问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以及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决心。在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战火硝烟里，贝特兰更加理解了“统一战线”对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。他在报道中写道：“现在，一种新的团结观念、一种新的共同利益的观念，第一次在中国的各党派和各阶层中间萌发了。在前线，它正在战火中得到证实，在那里联合的要求是最迫切的。”这是一群“不可征服的人们”。

1937年10月25日，《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》。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
义无反顾投身守港战斗

1938年，贝特兰经汉口转赴香港，参与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（以下简称“保盟”）的筹建工作。他一面协助保盟《新闻通讯》的编辑发刊，报道中国抗战，一面为保盟积极争取国际国内各界的捐赠，特别是来自海外的医疗援助。

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发起了对香港的进攻，保盟处境危险，贝特兰力劝宋庆龄离开香港，前往缅甸或印度重新开展工作。而他自己却决定留下，以志愿军的身份拿起武器，投身到保卫香港的第一线，参与战斗。在坚守18天后，港英当局宣布投降，贝特兰不幸被俘。日军希望贝特兰能够利用自己西方记者的影响力，为日本撰写文章，宣扬美化日本法西斯侵略行径，遭到贝特兰的断然回绝。他先后被囚禁于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，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，才得以释放。

抗战胜利后，贝特兰寄赠宋庆龄的签名照。照片上写着：“期待重逢，希望是在中国，在最艰苦的岁月之后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贝特兰再访中国，延续与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。他对他的夫人说：“我的心有一半曾在中国。”

（本文作者：李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）